民族史部落

新翼集 序

林超民

这是云南大学第一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集，共收录7位硕士的学位论文。这些论文在通过学位答辩后，又经作者认真修改，才收入论文集，应该说能够代表云南大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的学术水平。

汪宁生教授在为侯冲先生大作《白族心史》所作的序文中说：“当今之世，研究古代史不能读古书，研究外国史不必通外文，民族学者社会学者不知以科学方法作田野调查，举国皆然，云南为甚。”一针见血地切中当今学界的时弊。我们在教学中时常引汪教授的至理名言告诫大家，希望研究生们能够在浮躁之风迷漫时沉住气，踏踏实实、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做学问；在功利之潮翻滚中稳住脚，清清静静、孜孜矻矻、坦坦荡荡求真理。

我们的研究生到大学来，怀抱各种理想，立定不同志向，奋发读书，不为一纸文凭，不求一官半职，不图虚名浮利，自觉涵养，自我磨砺，自强不息，一心为着在学问上有所进步、有所发明、有所创新。“三年有成”！他们向大学、向社会、向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们交上了一份无愧时代的答卷。并非说这些论文全都尽善尽美，而是说他们的工作无不尽心尽力，他们的成果堪称尽如所期。

民族学是以研究异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有自身独特的学科规律与学术规范。民族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要到研究的地方去做深入的调查探索，无论是荒山野岭，还是穷乡僻壤，都要去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一两年，学会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生活，加入他们的劳作，在与他们亲密无间地交往中，观察、记录、领悟、体认他们的文化。这就是民族学的基本功：“参与观察”。由于时间的限制，加之经费的短缺，我们的研究生没有能够到自己的研究的地方去做长期深入的“参与观察”，为此师生无不引以为憾。但是，我们毕竟进入了田野，我们毕竟和研究对象朝夕相处了半年左右。我们的记录或者有所疏漏，但是我们的文字都是来源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历，当我们把这些见闻输入电脑之前，都经过自己的大脑反复独立思考过。这些文章或者还有所不足，但是决没有道听途说的胡言乱语，也没有东抄西凑的剪贴拼补，更没有拾人牙慧的陈词滥调。

民族学作为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如何本土化是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国的民族学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西风吹拂，用西方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研究、用西方的方法加工中国的材料、用西方的话语讲述中国的故事。到了二十世纪50年代风向大变，来自苏联的北风（有人称之为“东风”）劲吹，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使得民族学的苏俄化成为时尚。最典型的就是几乎所有的民族志都要按照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来诠释。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再次刮起西风，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深沉的反思后，我们才脚踏实地认真考虑乡土化的问题，逐渐摆脱中国文化在西方的状态。我们的研究生走进乡土的时候，并没有被各种理论所纠缠，而是重视本土的经验，力图从本土的经验中探寻自己独特的理论，而不是用西方的理论来处理中国经验。尽管做得不尽如人意，但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其探索是值得鼓励的。

大凡从事民族学研究的人，在撰写民族志的时候，总会要强调理论构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理论比较单一。1980年代以后，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涌入，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不少研究生在做研究的时候，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想到理论的指引、构架或预设。还没有进入田野就想到了理论，从田野归来又想到如何使田野资料适合于某种理论。这种理论先行、理论主导、理论规范的正确性与好处是不言而喻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是否还有用、有效、有理？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们在教学与研究中坚持不变、坚定不渝、坚守不弃的基本原则。不管有人说我们保守也好，顽固也好，守旧也好，我们坚信不渝的是：生活永远是新鲜的、生动的、活泼的，因而也是常青的。没有真实、自然、实在的生活何来理论？不是让生活来适应理论，而是从丰富多彩、缤纷灿烂的生活中，不断创造出新的理论。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1890年3月5日）的信中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个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一种用以黑格尔学派方式构造体系的手段”。恩格斯又说：“在许多青年一代的德国人那里，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以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须知，经济史还只在襁褓之中啊！）尽速构成系统，而后自豪地欣赏自己的功业”。恩格斯的话是在110多年前说的，但就像针对我们今天的情况一样。令人倍感欣慰的是，我们的研究生没有盲目地跟着时尚用套语来“包装”贫乏的知识；也没有用理论家的“大旗”作虎皮包裹自己招摇撞骗吓唬他人，而是脚踏实地做好田野研究，积累知识，从田野研究中探寻当地社会发展变迁的内在规律。他们的论文看起来理论有些单薄，实际上其实事求是的方法已经为理论的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石，只要沿着这条路子义无反顾地坚持走下去，理论创新就不会是一句空话。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写道：“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有更多的创造，获得卓著的成绩”！

我们编辑出版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不仅是要培育新人，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些具体而又深入的民族志，通过这些“微观”的个案反映出对整个社会历史的探究与理解。表面上看，这些研究是地方性的知识，但实际上是国家整体性在地方的体现；似乎是不同族类的多元文化，实际上人们别无选择地在国家一体范式下的普遍化。

民族学是舶来品，传入中国已经超过100年，其间走过曲折坎坷的道路，1950年代到1970年代，人类学与社会学这些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学科，被当作“文化侵略”的鸦片从大学扫地出门，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逐步恢复其应有的学科地位。云南大学的民族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也走着同样的路子。1938年方国瑜在云南大学建立“西南文化研究室，创办《西南边疆》杂志，出版西南文化研究丛书。1938年吴文藻在云南大学创建社会学系，1939年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吴文藻代表燕京大学建立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年费孝通接任站长。民族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在云南大学蓬勃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镇。1950年代以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西南文化研究室、实地调查工作站相继被迫取消。所幸，杨堃、江应樑、方国瑜等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家在云南大学历史系继续从事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与教学。云南大学的原始社会史、民族史的研究与教学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1987年云南大学人类学专业获国家教委批准建立，1988年正式招生。1996年民族学确定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1997年获得民族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99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具有培养硕士、博士的能力；拥有硕士、博士授予权。我们应该珍惜几代人的学术积累，每一个学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为这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应尽的工作，每一个导师都有按照学科规律与规范严格训练学生的使命，每一个学生都有为求实、求是、求真努力学习尽快成才的积极追求。那些试图利用学术公器谋取个人私利的不学无术之徒，势必被社会唾弃。

经过几代人数十年薪火相传的建设与发展，云南大学出现了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云南大学的民族学研究与教学从资源与区位优势发展为学术优势，更加可喜的是年轻一代学者的积极进取、不懈追求、大胆创新，蓄势待发，尽管前面的道路并非平坦，尽管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坚信新一代学人必将做出超越前人的成就。

中国人类学的开拓者之一林耀华教授的人类学经典著作《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原名《一部家族的编年史》）的大标题是《金翼》，林耀华教授的学生庄孔韶博士跟随导师所作本土研究的著作《中国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大标题是《银翅》。我们这本论文集取名《新翼》，希望追随前辈大师的足迹，学习他们的对家国一往情深的热心，关注本土文化的研究取向，独立求索勇于创新的品格，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做出无愧于时代、超越前辈的业绩。

“新翼”意味着幼嫩，同时也预示着必将走向成熟。当幼嫩的羽翼丰满坚硬的时候，击博长空，翱翔天下的时候就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