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部落

民族概念：中国与西方的差异

林超民

    至少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已有“民族”的概念，但是近代中国是从日本翻译的西方著作中，接受西方“民族国家”的“民族”概念则是学术界趋于一致的共同认识。

    中国和西方在使用“民族”概念时，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一点尚未引起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充分重视。明确中西方“民族概念”的差异，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重大意义。

    中国关于“民族”的概念，与“大一统”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大一统”概念并不只是指华夏的一统，而是囊括了中国的诸多族类。在历史上，中国有很多名词来指称“大一统”的人文范围，比如“天下”、“华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在今天，这个范围则用“中华民族”来概括。“中华民族”，最先在1902年由梁启超正式提出，并得到了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大力倡导。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称要“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于是曰民族之统一”。此后，他进一步明确中华民族的概念，提出“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自此，“中华民族”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民族称谓。中华民族包括了当今中国的56个族类。

    中华民族是近代产生的人们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出现有着久远而深厚的文化渊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华夏共同体到中华民族，共同的炎黄始祖，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文化意识、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生产结构、共同的地理区域，把诸多族类融为一个整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其主要的凝聚力来源于中华文明之向心力。“中华文明”是最先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以华夏族为核心、逐步包容其他民族和种族而形成的文明。孔子在《春秋》中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清楚地表明中华文明并无种族壁垒，非华夏族人只要接受中华文明，就完全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孔子还进而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融合与扩展的人们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来源是多样的，但是中华文化则是一元的，只有一元的文化才具有凝聚民族的作用，把分散的群体，熔铸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包容众多的族类，在整体之中融合不同的群体。

    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不同，西方的民族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恩格斯认为，民族和国家同时出现。斯大林认为民族只能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逐渐形成。民族形成的潜在因素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并有了民族市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才能变成现实。

   现代西方的学者们大多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域、语言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最终形成“民族国家”。民族是人民存在的形式，国家是民主政权的象征。“民族国家”奉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原则。民族单位与政治单位是相等的。有多少民族就应该有多少个国家。

    西方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以民族主义和民族政治为基本原则的，并且将这个基本原则变为普遍的价值取向，从而成为普遍的价值追求。由“民族国家”衍生的民族主义，必然导致民族独立与民族分离的社会运动。在西方民族国家内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原则已经引发了不少激烈的民族主义风波，最具典型性的就是英国的爱尔兰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俄罗斯的车臣问题。现在，苏格兰也已经出现民族分离的倾向。

    西方的某些政治家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原则来套中国的民族问题，这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无知与别有用心的歪曲。其目的在于破坏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面对西方的挑战，我们应该毫不含糊、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是一个国家，但不同于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实体。中华民族是以源远流长、广博深厚的中华文明凝聚起来的整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文明古国，又是一个56个民族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凝聚为一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